安十三年（208年），曹操挟北方统一之势南征，号称“雄兵百万”，荆州刘琮望风而降。当曹军压境江东，孙权帐下群臣主降之声鼎沸，唯周瑜力排众议，以“四患论”剖陈战机：其一，北方未定，关西马腾、韩遂虎视眈眈；其二，曹军舍鞍马仗舟楫，水土不服；其三，寒冬粮缺，士卒疲病；其四，荆州降卒人心未附。他亲率三万精兵进驻夏口，与刘备联军，以火攻战术大破曹军于赤壁。此役不仅是中国军事史上“以少胜多”的典范，更奠定三国鼎立之基，使江东免于倾覆。

壁之胜非仅赖天时。周瑜战前已精准捕捉曹军弱点：其水军主力实为荆州降将蔡瑁、张允所统新附之师，军心不稳。他利用蒋干来访之机，设反间计诱曹操诛杀蔡、张，削敌战力；更借东风之便巧施火攻，以蒙冲战船突入曹营，焚其连环舰阵。战后曹操叹曰：“赤壁之役，值有疾病，孤烧船自退，横使周瑜虚获此名”，虽为饰败之辞，反证周瑜战功之煊赫。

二、经略荆襄：开拓疆土的统帅韬略

壁战后，周瑜未止步于守成，旋即挥师西进，剑指荆州要冲南郡。建安十四年（209年），他亲冒矢石与曹仁激战江陵。战役中虽中流矢负伤，仍督军奋进，终破曹仁、徐晃联军，夺取江陵。此战意义非凡：江陵控扼长江中游，得此地则江东门户巩固，更可西窥巴蜀。周瑜受封偏将军领南郡太守，将东吴防线推进至长江上游。

战略视野尤显于对荆州的布局。他力主“借地”刘备以制衡曹操，但坚定反对刘备独占荆益。据《三国志》载，周瑜曾谏孙权软禁刘备于江东：“刘备以枭雄之姿……终非池中物”，惜未被采纳。此策虽未施行，却彰显其深谙地缘政治之要：控制荆州既能屏障江东，又可为北伐跳板，更为日后“天下二分”战略埋下伏笔。

三、隆中对策：二分天下的未竟宏图

安十五年（210年），周瑜于巴丘整军时提出“天下二分之计”：西取益州刘璋，并汉中张鲁，结连西凉马超，再以襄阳为据蚕食中原。此规划与诸葛亮“隆中对”形成历史性呼应，却更具攻势——诸葛亮主张待“天下有变”分兵北伐，周瑜则欲主动切割曹操势力，形成“南北对峙”。

一战略被史家视为东吴版“隆中对”。周瑜敏锐指出：“今曹操新折衄，方忧在腹心，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。乞与奋威俱进取蜀……得蜀而并张鲁，留奋威固守其地，好与马超结援。瑜还据襄阳以蹙操，北方可图也”。惜天不假年，他在西征途中病逝巴丘，年仅三十六岁。孙权闻讯泣曰：“公瑾有王佐之才，今短命而死，孤何依哉？”后世学者评其早逝为“东吴王图霸业化为泡影”之憾。

四、雅量恢廓：超越时代的将帅风范

瑜的卓越不仅存于战场，更见于人格魅力。陈寿以“性度恢廓”盛赞其胸襟，典型例证是与老将程普的相处。程普初以年长轻慢周瑜，周瑜却“折节容下”，终令程普叹服：“与周公瑾交，若饮醇醪，不觉自醉”。这种容人之量在东吴集团内部形成强大凝聚力，使孙氏政权从地方豪强蜕变为民族机器。

文化素质亦为儒将典范。《三国志》载其“少精意于音乐，虽三爵之后，曲有阙误必知之”，故有“曲有误，周郎顾”之民谣[[1]。苏轼小编认为‘念奴娇·赤壁怀古’里面以“羽扇纶巾”形象定格其风流神采，恰是智勇双全的完美诠释。然其形象在宋元后遭体系性贬抑，如《三分事略》话本将其扭曲为“妒贤嫉能”之辈，此实为“尊刘抑曹”史学观下对江东人物的刻意矮化。

总论：江左英杰的历史回响

瑜以赤壁烽火改写中原霸权进程，以荆襄经略筑牢江东基业，更以“二分天下”之策展露超越时代的战略远见。其文武兼济之才、雅量高致之风，使陈寿不惜以“万人之英”“王佐之才”盛誉。然其历史形象在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的传播中被严重窄化，从“性度恢廓”的统帅沦为诸葛亮的陪衬——这一文化现象本身，恰是权力叙事下历史记忆被重塑的典型案例。

日重审周瑜，可见三重意义：作为军事家，他证明战略洞察与战术创新的结合可逆转强弱之势；作为政治家，其“谏阻纳质”“二分天下”之策彰显独立自主的外交聪明；作为文化符号，其形象变迁警示我们审视历史叙述中的话语权争夺。未来研究可深探其军事想法与《孙子兵法》的承袭关系（如曹操注《孙子》与周瑜实战的呼应），或比较周瑜、诸葛亮战略构想的文化地理学基础，从而更全面把握三国鼎立的内在逻辑。江东水波依旧，公瑾之风骨，仍为华夏谋略文化的璀璨坐标。